像包括天台大师，甚至重新解释了轮回的观点。本来佛教讲，六道轮回那是实有其事，到了天台宗那里，天台大师讲轮回，他甚至于提出在十二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在六道当中打了几个来回。这样的一些解释，从根本上面来讲就已经实现对于佛教的彼岸价值的消解。而世间、出世间两相圆融，所谓的空假中的三谛圆融的共在状态，被确认为实相。

这样的意识观点，对于此后中国佛教的整体走向，应该说影响重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天台宗之后，马上有隋，为什么说六世纪末我补充一句，因为智者大师是圆寂于公元598年，就是六世纪末，唐朝应该是618年建国的。经过隋朝而进入唐朝，大家都知道佛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我们现在再去讲唐代的佛教繁荣，恐怕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我给大家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唐朝是以肥为美的，看看那些侍女画都圆嘟嘟的、胖乎乎的。但是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想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肥为美过呀。只有唐朝是以肥为美呀，为什么？我以为是，由于佛教的繁荣改变了我们的审美观。中国历史上叙述一个人的美，一个女性的美不会说是以肥为美的，《诗经》里头是讲窈窕淑女，是吧？三国时候曹子建写《洛神赋》，也说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不会以肥为美，怎么到唐朝就以肥为美了呢？

各位也可以想象一下，一种宗教的繁荣甚至能够改变我们的审美观，那么这个宗教要繁荣到什么程度？再倒回去看，比如讲盛唐时期，那些个著名的诗人，哪一个没有几个方外之好啊？那成为知识分子很典型的一个时代特征，要结交方外之好。像皇帝在宫廷里，也动不动封这个为国师、封那个为国师，并且请高僧大德到宫廷里头去讲学。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华严金狮子章》，就是当年的法藏大师给武则天讲课的讲稿。

宫廷里头是这样，知识分子是这样，民间当然也是这样。所以佛教在唐朝整体来讲是非常繁荣和发达的，那么问题在于佛教这样的一种繁荣，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意味着什么？我们讲的俗一点，好还是不好？从唐朝以来很少有知识分子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很少有知识分子去把它放在文化、文化传统、文化本根、文化命脉的角度去思考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和发达这个问题。

到了中唐时候，韩愈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写了非常有名的《谏迎佛骨表》，写了这个文章，韩愈开始明确的提出大张旗鼓的反佛教。他提出对于佛教要采取三大策略，所谓的火其书、庐其居、人其人，韩愈为什么要反佛？实际上他是带着一种文化传统的关切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原本就有夷夏之辨，佛教这个东西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经过所谓的中国化，我们刚刚提到天台宗。到唐朝的时候经过慧能的二次转换，完全实现了佛教的一种中国化的形式。但是究其出身它仍然是外来的。并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它仍然是不能脱离了印度来源这样一个基本的身份的。

在这个问题上倒不只是韩愈，南北朝时候顾欢，是个道士，他早就写过《夷夏论》。认为佛教是夷人之教，夷人之教只能行于夷，而华夏之教方能行于华夏。在文化的意义上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包括韩愈在内的一些学者们就会觉得，整个中华、整个华夏都信了佛教，它带来的本质实际上是以夷变夏，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所以韩愈提出我们中国文化——华夏文明，是有数千年传承的，在这个文明的传递本身，我们是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等一系列的圣人的。这一系列的圣人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文化的根本的传统，我们华夏文化是以道为核心的，而圣人的传统，同时也就是道的传统，韩愈提出道统这个观念。

基于华夏道统之传递，这样的一个脉络，韩愈开始提出了对佛教要坚决的给予抵制，所以他说要火其书，就是烧书，把佛教的经典消除、焚毁，叫火其书。所谓庐其居，就是被僧尼所占据的那些屋舍，也就是寺、庙、庵、堂、兰若、伽蓝、精舍等，这些所谓佛教的活动场所，那应该还给我们的人民来居住。所谓人其人第三条，简单一点讲就是要促使天下僧尼还俗，因为人一出家，就变为方外之人了，是不承担方内的义务的；比如说他不纳粮，不交税，当然也不服劳役，也不服兵役，也不服徭役，现在韩愈的意思就是实现这个身份转换，回到方内来，仍然称为皇帝的子民。

韩愈的观点实际上历史上是被实行过的，韩愈去世以后21年，也就是到了公元845年，韩愈是824年去世的，公元845年也就是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灭佛。这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灭佛运动，通常称为会昌法难，在公元845年整整一年中，所贯彻的实际上就是韩愈的三大策略，火其书，庐其居，人其人。天下僧尼还俗的有数十万之众。

会昌五年之后，灭佛的时间持续不久，第二年，也就是到了846年，灭佛就停止了。历史表明，尽管经过会昌法难，846年之后佛教又开始复苏。一直到了十世纪中叶，入宋之后佛教仍然繁荣、仍然发达，宋代早期对于佛教也还是鼓励的。我们现在考虑一个问题，韩愈的那个道统的观点，他所提出的关于孔孟之道的观点，试图通过古文运动来倡导文以载道的观点，从中国文化本身来考虑，他的这个考虑问题的方向有没有道理？尽管事实表明他对佛教采取那种对抗性策略，什么火其书、庐其居，人其人，三大策略历史表明它是失败了的。

到了北宋的时候，11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到了通常所说的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所谓北宋五子的时代。五子基本上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张载和二程还有表亲的关系，张载是二程的表叔。

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但大致上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一方面，他们都接过了韩愈的问题，就是道统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又都抛弃了韩愈的做法，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对抗性的策略；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同时又试图去了解，佛教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在中国如此这般的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