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陆象山之学，在他们当时两个人就曾经论辩不绝。到淳熙二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175年，当时有个金华吕祖谦。吕祖谦为人极好，学问也极深，他看到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意见不合，于是在淳熙二年的时候在江西盐山县的鹅湖寺，发起了一个著名的鹅湖之会。

这个鹅湖之会的基本目的，是试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观点差异，那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两位吵的太厉害了，不利于圣人之学的传承。可是鹅湖之会没有想到朱熹和陆象山两位见一见面就吵，鹅湖之会的结果最终是不欢而散。

从鹅湖之会我们本身可以看到，朱陆之间要调和思想上、观点上、意见上的这种差别，要想把它合汇到一起，的确是有困难的。鹅湖之会之后，朱熹实际上曾经反思过他自己，他曾经给项平父写信说了一句挺有趣的话，他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现在看起来，我是平日所论道问学上多了，而象山所说却是专是尊德性。

叫做道问学和尊德行呢？如果读过《中庸》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三句话写的极好。如果我们按照《中庸》本文来说，这三句话实际上都是就体用来说的，比如说尊德行是体，那么道问学是用；致广大是体，尽精微是用；极高明是体，道中庸是用。

尊德行，那就必须出自于道问学。要致广大就必须体现为尽精微，既然知道极高明，在行动上就必行之以道中庸。尊德行而道问学，道问学恰好是尊德行的体现方式，是尊德性的表达方式，这叫做体用一源。可是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朱熹的这么一个说法，经子静所说，专是尊德行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说多了；我们从朱熹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就可以清楚的体会到朱熹的确是把尊德行和道问学分开说的。

当年陆九渊就曾经质问朱熹，对他进行反驳，他说既不知尊德行，焉有所谓道问学。由此我们基本上同样可以知道，在陆九渊那里实际上是把道问学理解为尊德行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尊德行的体现方式的。

可是正因为有朱熹这样的一个论定在前，所以此后朱陆同异之辨往往都以所谓的朱熹重道问学，陆九渊重尊德行，这样子来说。当时阳明先生的两位弟子，王舆庵和徐成之的论辩实际上就是就尊德性和道问学，究竟哪一个正确、哪一个不正确的？

阳明先生就二位的问题发表了他关于陆象山之学的基本态度，从阳明先生的文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态度上、在思想上显而易见王阳明是对陆象山采取一种更为同情的态度的。

他说过很有趣的话，晦庵之学，也就是朱熹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就是朱熹之学已经深入人心了，人人都认为朱熹是正确的，你是不能提出批评反对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