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成化、弘治以来，大家都不敢对朱子有所议论，都把他当做是对的去传播、去接受。我们可以设想，阳明先生和王司舆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肯定会谈到朱子的集注，也肯定会谈到朱子的格物致知之说。更何况阳明先生从十六岁的初次实践，到二十七岁的再次实践，关于朱子的格物致知之说，他是有切身体会的。

为什么要专门提到这位王司舆先生呢？我们设身处地去想，阳明先生后来是公开地、明确地、清晰地表示了对于朱子之学的反对，很可能和他与王司舆在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有关系的。

史料记载，王阳明由于身体各方面的问题，在阳明洞修养生术，并且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某一天他又想到，我一直这样练下去吗？可是我早年立下的圣人志向怎么办呢？自我反省后，他又觉得对道教尽管已经窥其门户，并达到了某种境界，但毕竟与早年的那个圣人之志不完全相合。

他又觉得这个是拨弄精神，非道也，真正的道，儒家讲的圣人之道是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是要以天下情怀，以公天下之心去谋公天下之利的。所以又是在圣人之志、圣人之道的一个观点主导之下，他渐渐地又摆脱了道教，没有进一步地钻研下去。

但是毕竟d教已见门户，他有时候处在非常踌躇的思想矛盾中，也想不管了，还是进山吧。可是他的祖母、他的父亲、兄弟（这时他的祖父已经去世了等等，这些亲情又时时地缠绕在他的心头。

终于有一天，他突然又想到，我们一个人，对于父母亲的怀恋、深爱，那是从孩子的时候以来，自然而然就有的。如果这个念头都可以断掉，那就是断灭种姓矣，这个断灭种姓实际上也就是非人了。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主导之下，他又渐渐地脱离了

弘治十六年的时候，他到了杭州西湖，一方面养病，另外一方面想再次回归现实世界。在钱塘养病的这个时间中，他主要是在虎跑寺，往来于虎山诸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