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放下茶盏，问道：“濡水兄，我心中好奇，宋洲不以儒家理学治民，用得又是何种手段？”

“宋洲官府常讲‘以民为本，依法治果’，其所用手段像是法家，但又杂糅着管仲的思想，我这老朽之人并不能窥探其中门道。”林江生语气里带着无奈道。

旧时代的文人就像是一个盲人，很难摸清楚新时代的大象。纵观儒家发展史，简单来讲就像是一个zj的成型史。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便已吸收了其他百家精华，董仲舒搞出“天人感应”这套学说，成为了皇帝制衡诸侯，加强王权的重要工具。

这个时期的儒家还很弱小，只能在帝王身边打打辅助。

至宋朝，有儒释之争，程朱理学就此兴起，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这里首次将“天理”拎出并强化，要求的可不只是读书人，对皇帝亦是如此。皇帝做不到存天理，那就是失道，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文彦博为何敢说“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其原因是因为文官掌握了“天理”——这种行为准则的解释权。

来到明朝，明中后期有过短暂的儒家思想混乱，这里不得不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