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江城科技大学就有这样一对对比鲜明的例子。我们学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教授，是“省级拔尖人才”，有“帽子”加持，每年能拿到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学校专门为他组建了10多个人的科研团队，配备了先进的实验室和设备。他牵头的“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课题，拿到了国家级重大项目支持，经费高达800万元，还和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成果转化前景广阔。而和他同院的张教授，比李教授早入职五年，才华并不逊色，在人工智能算法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可因为没有“帽子”，一直得不到优质资源。

张教授曾牵头申报过三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因为“无人才头衔、前期资源支撑不足”被驳回；他想申请实验室设备更新，每年提交申请，都因为经费优先分配给有“帽子”的人才，而得不到批准。有一次，张教授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算法，能有效提高人工智能的运算效率，可因为没有经费支持，无法进行后续的实验验证和成果转化，最后只能发表一篇普通核心论文，不了了之。张教授跟我说：“鹿老师，我不是不努力，可没有资源，没有平台，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只能烂在肚子里。那些有‘帽子’的人，手里握着大把资源，随便搞搞就能出成果，而我们这些没‘帽子’的，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帽子”是怎么来的？很大程度上，是靠已有的资源堆出来的。好学校、好团队、好导师，更容易拿到优质的项目、优质的资源，也更容易培养出有“帽子”的人才；而普通学校、普通团队的普通老师，就算能力再强，没有那个平台，没有那个人脉，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也很难做出有影响力的成果，自然也很难拿到“帽子”。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帽子”的人，能拿到更多的资源，能做出更多的成果，能拿到更多、更高级别的“帽子”；没有“帽子”的人，拿不到资源，做不出成果，更拿不到“帽子”，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越卷越难。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教师，搞了一辈子基础研究，能力很强，也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可因为没有“帽子”，一辈子都只是个副教授，申请了几十次项目，只中过几个市级小项目，经费少得可怜，连实验室设备都买不起。他跟我说：“鹿老师，我不是不想好好做研究，可我没有资源，没有平台，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实现不了。那些有‘帽子’的人，手里握着大把的资源，随便搞搞就能出成果，而我们这些没‘帽子’的人，就算拼尽全力，也赶不上人家的零头。”

再说“看牌子”。这里的“牌子”，就是学校的级别，比如“双一流”高校、985高校、211高校，还有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这些标签，直接决定了一所学校能拿到多少科研资源，也直接决定了这所学校的科研工作者能拿到多少资源。

现在，国家、省里的科研经费，大头都往“双一流”、985、211高校流，这些学校，每年能拿到上亿元的科研经费，而普通本科院校，能分到的经费，往往只是人家的零头，甚至连零头都不到。我们江城科技大学作为一所211高校，还算好一点，每年能拿到几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可和那些“双一流”高校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而那些普通的地方院校，每年能拿到的科研经费，可能只有几百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连维持基本的科研工作都困难。

项目申报也是这样，同一个课题，同一个申报书，“双一流”、985高校的人报，命中率就高；普通院校的人报，命中率就低。不是说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水平一定低，也不是说“双一流”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水平一定高，而是很多项目评审的时候，学校的牌子本身就是一个隐形的得分项。评审专家看到“双一流”、985的标签，潜意识里就会觉得，这个申报者的水平更高、更靠谱，而看到普通院校的标签，就会下意识地降低期待。

我曾经参与过一次省级项目的评审，有两个申报者，申报的课题方向相同，申报书的质量也差不多，一个来自某“双一流”高校，一个来自某普通本科院校。最后，评审专家一致投票，把项目给了那位来自“双一流”高校的申报者。我问其中一位评审专家，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不是说普通院校的申报者不行，而是‘双一流’高校的平台更好、资源更足，把项目给他们，更容易出成果，也更放心。”

这种“看牌子”的资源分配方式，让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本身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好的平台，没有好的团队，想要做出成果，已经很难了；而资源分配的倾斜，又让他们雪上加霜，只能挤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抢越来越少的资源。

大家可以想一想，国家的科研项目就那么多，核心期刊的版面就那么多，科研经费就那么多，可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盯着这些资源。“双一流”、985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拿着充足的资源，占据着优质的平台，自然更容易拿到项目、发表论文；而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只能在剩下的资源里“抢食吃”，你争我夺，能不卷吗？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种“认帽子、看牌子”的资源分配机制，还在不断强化。学校为了拿到更多的资源，就拼命引进有“帽子”的人才，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充足的资源；而有“帽子”的人才，也更愿意去“牌子”硬的学校，因为那里有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资源。这样一来，资源就越来越集中，差距就越来越大，普通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

这就是科研内卷的第二个根子——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公，它让“内卷”变得更加激烈，也让很多有才华、有理想的科研工作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在“内卷”的漩涡里苦苦挣扎。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句：更可怕的是，这两个根子，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拧在一起，互相强化，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才让科研内卷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破解。

评价体系逼着大家去争、去卷，要争分数、争成果、争职称；而资源分配机制，又决定了谁能争到、谁争不到。有“帽子”、有“牌子”的人，凭借着优质的资源，更容易完成考核指标，更容易拿到更高的分数，更容易评上职称、拿到更多的资源；而没有“帽子”、没有“牌子”的人，就算拼尽全力，也很难完成考核指标，很难拿到资源，只能继续卷、继续争，可卷了半天，发现门槛已经被抬得更高了，自己还是挤不进去。

我见过很多年轻教师，为了评职称、拿“帽子”，不惜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去追热点、凑数量，去搞那些容易出成果、容易拿分的东西。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价值，明明知道，自己应该沉下心来做真正的科研，可他们没有选择。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通不过考核，就评不上职称，就无法在高校立足。

评价体系和资源分配机制的扭曲，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科研工作者的心态变了。以前，大家搞科研，是因为热爱，是因为想做出点东西来，想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时候，科研工作者能沉下心来坐冷板凳，能静下心来啃硬骨头，哪怕一辈子只做一个课题，哪怕一辈子只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也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