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西·韦斯莱。”

她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正在快速改变。

最初她以为他只是克劳奇身边一个跑腿的文员。

在被派外一年之后。

他回来开始展露头角。

后来她注意到他写的那篇《傲慢的代价》——冷静、精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现在这封信让她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得罪人的事由制度去扛。”

她重复了一遍。

“而权力紧紧握在我的手中。”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咔嗒一声插进了她脑子里某个一直上着锁的门。

乌姆里奇重新坐回椅子上。

她的目光在左栏的金色标题和右栏的黑色标题之间来回移动。

左边：教材改革的胜利。

右边：作息条例的危机。

两把刀同时落下。

一把砍在她的敌人身上。

一把砍向她自己。

“如果我现在放松作息条例——”

她开始自言自语。

像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对弈。

“那就等于向那十七个家庭示弱。”

她的手指在联名信的签名栏上划过。

“示弱等于承认我的管理方式有问题。”

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承认有问题——等于政绩崩塌。”

她站起来，又开始踱步。

“福吉部长看到的左栏是我的功劳。马尔福的偏移咒是我的教材的成果。如果我现在因为几封联名信就退缩——部长会怎么想？”

她停下脚步。

“他会想——这个女人撑不住。”

“他会想——也许该换个人。”

“或许，这项制度本身就有问题。”

她的右手无意识地摸了摸胸前别着的猫脸胸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