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自流寇，为了生存屠戮良善、劫掠百姓的事也不是没干过，又是坚定反明的反贼，他没法像朱元璋那样把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承袭于宋元前朝，也无法像汉唐那般走安民护民的路子，更不可能如那些割据军阀一般直接摆烂，将政权的合法性归结于兵强马壮之上。

所以宋献策为他寻了另一条路，即“天人感应、天命所归”，无论是“十八子主神器”，还是其他的谶语都是在强化李自成“天命真主”的概念，闯军政权的合法性，便来自上天的天命。

而武乡义军却不同，武乡义军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充当合法政府去的，是一支安民救民的军队、一个提供稳定秩序的政权，不像李自成那般背上流寇的负担，所以在这个时空里，宋献策没有将那些鬼神谶语弄出来，而是直接从孔孟之道下手，用儒家来为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奠基！

这对吴成来说是个天大的惊喜，后世伟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不可能一直靠着“枪杆子”，必然是要有一系列成体系的理论作为地基来指导政权的行动、明确政权的奋斗目标和维系方式，而这些理论往往就发源于政权的合法性上。

武乡义军不像大明，大明的政权合法性和理论体系承袭了华夏数千年发展下来的纲常伦理、礼教清规，体系完善、理论扎实庞杂，武乡义军的“倡义救民”、“一切为了百姓、一切依靠百姓”等理论，要么只是一件粗浅的口号，要么是行为施政的措施，零零散散，并没有构筑起完善的理论体系，不成体系，武乡义军自然就称不上一个完善的合法政权。

吴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也没办法，时代不同、生产力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大明又没经历后世几近亡国灭种、百年屈辱之祸，后世的理论体系不可能照搬到这个时代来，必须要结合大明现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