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米做成了熟饭，这时说什么都迟了。忽必烈表面上对史天泽听之任之，也不好指责什么。这就是大汗忽必烈假痴不癫的过人之处。其实，忽必烈对于这个疑团一再地问个不休，他暗自思忖着：本来叛将李坛是要上献的，可史天泽擅杀，莫非这是杀人灭口吗？倘若如此，那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李坛叛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赋予汉人世侯威权太重，地方军权与民权集于一身。如此一来，这些集团无异于国中之国或藩镇割据。不仅这样，他们为了保存旺盛生命力还可以得陇望蜀攀龙附凤。明许蒙元暗诺南宋，在二者之间所搭建的历史舞台上游刃有余歌舞升平。这种同类项合并在潜意识里根深蒂固，想要推翻汉人这种认祖归宗之理念，简直如同梦呓。

忽必烈想到这些，不由地心颤了一下，他看着李坛遗稿《水龙吟》：

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倚阑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此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好一番坦荡磊落，大丈夫李坛立世，慨然凌云之志：济世安民，太平时相。只可惜英雄气短壮志未酬！

站在另一个角度，忽必烈体会不到李坛与其他军阀世侯内心的悲壮。不过，对于那些各霸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倘若追究下去，势必引起地方保护主义。故而，忽必烈与汉人地方势力的关系一直很微妙。

忽必烈还有一位令他大伤脑筋的关键人物王文统。作为李坛岳父、蒙元丞相，他不仅不帮助蒙元，还暗地里与叛军来往，真可谓吃里扒外不识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