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父偃同时因为自荐上疏“反对征伐匈奴”而受到汉武帝重视任用的还有两人，分别叫徐乐和严安，这两人的文章观点内容与主父偃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更偏向于儒家思想，提倡效仿周王朝，以“王道教化”来治理国家。

相较之下，主父偃的观点则更多引用了法家理念，用更实际的文字分析阐述当前不适合讨伐匈奴的理由。数年后，另外两人显然已经远不如主父偃所受到的重用了。

同样，提拔了韦贤这样的大儒担任丞相一职的汉宣帝刘询在教育太子的时候，更直言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此，为了确保汉家“外儒内法”的自有制度，不被逐渐壮大的儒生群体给“以文乱法”，汉王朝针对儒家好虚谈少实务的特点，又祭出了“吏治考评”这一法宝。

说白了，刘汉王朝要借用你们儒家的力量，传播忠君尽孝的理念，所以给你们这些儒生一些入仕的特权，还有“五经博士”这样的荣誉。

但入仕后要想获得升迁，那就跟你的道德学问没关系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汉家律法，通过治理好地方，获得更好的政绩考评来争取升官吧。

而对非儒家出身的广大中下层文吏来说，你只需要好好做事就行了，不精通儒学经典并不会阻碍你升迁到宰辅这样的百官之首。

如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丙吉，原本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小小狱史；汉成帝时的丞相薛宣，年少时担任的也只是廷尉文书的佐吏，都船监狱的狱吏。

汉哀帝时的丞相朱博，早年家境贫寒，更只是大汉帝国最基层的两万亭部之一的一位亭长罢了。

这几位都不是儒生，而是凭借实实在在的政务能力一步步从最基层走到丞相之位，正应了法家大成者韩非子所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

东汉光武帝建国后，刘秀又看到了儒家的另一个特点：“不好兵事”。

这个特点有些时候是优点，有些时候是缺点。对于东汉初，急需全民休养生息的汉王朝而言，儒家的这一点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在刘秀废除内郡材官骑士选拔制度后，他需要稍稍补偿一下内郡的大量中间阶层的小豪强、小地主、中产之家们缺少了军功入仕这一渠道。

于是刘秀将“五经博士”定为了“五经十四家”，博士的位置多了几个。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多举荐德行高远，擅长经典的儒士，由此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寒士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