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俊很是无奈，嫌弃道：“所以我一直说‘官蠹’误国，似刘中书这样的官员坐镇中枢、宰执天下，心中想的却并不是兢兢业业壮大国家，而是动辄以‘千古罪人’之类的危言耸听予人评断，宁愿抱残守缺也不愿与时俱进，打的主意就是‘多做做错、不做不错’，毫无担当，我羞于之为伍。”

刘洎不以为然：“治大国如烹小鲜，岂能随意折腾？中枢每一项政策、每一个决议都攸关整个天下，一道敕令便足以使得一州之地天翻地覆，自应稳妥为上。大唐军队横行四海、攻无不克，不需要改。”

房俊针锋相对：“文武殊途，刘中书连战场都没上过，何来‘不需要改’这等不负责任之言？若说我暗藏私心，那你不妨问问英公，我所说的那几样弊端是否存在。”

包括李承乾在内，所有人都看向李勣。

虽然如今房俊早已成为军方一大巨头，竖起一杆大旗与李勣不相上下，且战功赫赫、功勋卓著，但论及军事造诣，众人印象之中首推李靖，在李靖致仕之后，李勣便是朝中第一人。

房俊可以统军打胜仗，在军事造诣方面，李勣才是绝对的权威。

李勣捋着胡子，思索片刻，颔首道：“当下之军制，的确有诸多不足之处，短期之内尚且无虞，但长远来看，隐患不小。”

这话其实是留有余地的，他虽然并不恋栈权势，但作为军方第一人自然也不愿将兵权拱手相让，现在摸不准房俊的心思，所以只是含糊其辞。

但却也给出相对肯定的答复，这就让刘洎为难了，身为文官领袖，虽然有权责插手军务，可一旦如此做却极易引发军方的激烈反对，造成文武对立、矛盾尖锐。

所以略作沉吟之后，只是沉声道：“兹事体大，宜当从长计议。”

没怎么说话的马周这个时候出声，不是很客气：“中书令此言差矣，正因兹事体大，更不能迁延日久、导致积弊日深，否则岂不是有怠政之嫌？”

刘洎面色深沉，中书令与侍中虽然平级，但素来以中书令为尊，现在被侍中当面驳斥，心中自是恼火。

不过他并未发作，而是看向房俊，问道：“却不知越国公打算如何处置这一桩弊端？”

在他看来，房俊之所以提及此事，就是意欲通过改革军制进而大幅度掌控军权，将其在军中的地位、权势一再加重，分明就是假公徇私、意欲不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