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王学新虽然是戚同文的关门弟子，但终究是外姓旁人，而睢阳书院虽然在后来被定为官学，但话事者仍以戚氏子孙为主，至于王学新，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但经常被批为“离经叛道”，境遇总归是不那么如意的。

直到娄江学院动工兴建，挂牌成立，王学新受到延请，让他到昆山来治学授徒。如果是一般的邀请，王学新可不会同意，就是京城国子监也未必肯去（那是没法去，去了也未必待得住），但娄江学院可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座官学，有江南三州市背书；其次，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办校目的便是为给官府提供吏才，突破+创新对王学新来讲很有诱惑力，并且同意让他做掌院，一应教学管理，由他安排，尽情挥洒；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临淄郡王刘文济亲自给王学新去了一封信，这些个文人啊，傲骨固然有，但也吃礼贤下士这一套，尤其是地位足够高的权贵出面时，那什么矜持也都能放下。

比如临淄王刘文济之于王学新，面子与待遇都给足了，再加上治学理念上的相对契合，那王学新南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王学新带着一干好友、弟子学生南下，再加从江南本地搜罗一些人才，娄江学院的教育资源立刻就有底了，至于学生，是真不缺的。

至少三地的权贵及地主、富商子弟，是很乐意到这里读书的，官府吏才的“摇篮”，这样的名头可是格外吸引人的，至少在雍熙时代下的大汉，不是所有读书人都一心一意想着走科考那条路，那实在是太难了

显然，娄江学院成立的背后，临淄王刘文济是出了大力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就可以解释，矛盾重重的苏、秀、上三地为何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这是来自更上层能量的干预。

刘文济已经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江海关那里的工作早就不做了，但皇帝刘旸又给他派了个江南巡抚使的差事，就近负责吏治监察、民情安抚诸事宜。

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由于踏实肯干，低调谦逊，刘文济晋爵临淄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汝阳王刘文涣失势，东宫有主之后，刘文济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三年间，也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与示好，只可惜，临淄王表现得谨慎而矜持，全都不加理会，甚至表现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江南道这三年，刘文济也得罪了不少人，因其执法严厉，刚正不阿，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同样的，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至少他处事一碗水端平，从无偏私，并且表现得很开明，尤其对僚吏与商贾。而这两者，在整个大汉的社会运行机制中，都发挥着与其政治地位不相称的作用。

临淄王是说一不二的，说到娄江学院看看，就仅仅是看看，溜达完一圈，便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去，连午饭也不肯吃一口。

当然，与掌院王学新之间，还是避免不了一场交流的，毕竟是自己把人请来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

王学新倒是给了一个提议，有意在考试结束后把全学院的师生召集起来，让刘文济发言讲话，也让师生知晓临淄王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