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周敦颐以儒为核心，兼杂释道之言著《太极图说》上说宇宙本体下谈封建伦理。

后有二程师从周敦颐，同样学贯儒释道三家，著书立说。

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他们都是活跃于仁宗神宗时代，这个时期北宋的余晖还未散去，发达的经济和宽松的言论环境构成了理学最初生存的土壤。

有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理学高举义利二分法衡量天下，在这個标准下上骂朝廷堕落下骂太学逐利，并以追求真理和道德作为治学的最终意义。

因此这一时期的理学虽然还没登上主流舞台，但其带起的知识批评潮流在民间大兴，这也算是二程的洛学兴起的基础之一。

也是因此，北宋的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分离起于洛阳。

而众所周知的是，天下一乱，实用主义的思潮就必然兴起，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

宋朝南渡之后，一方面赵构在与理学士人接触之后迅速交恶，并发誓“朕今不用文华之士”，在朝堂上形成了打压理学的风潮。

另一方面拜赵构朝廷的智障操作所赐，民间不满之声日益高涨，拥有知识批评属性的理学迅速在士人阶层当中风行，因而拥有了在民间的知识舆论权力，并构建出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而理学的关键蜕变就在于朱熹。

朱熹本人一方面通过经典，构建了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已经算得上相当完善的理学道统。

其次朱熹依靠这个理学思想道统划定明确出了学术边界和重心方向，由此推进的理学本身的世俗化。

而最终理学的激烈碰撞就是在鹅湖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