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主政琼州府已经六年了，这些年里走遍了整座海南岛，也翻遍了海南岛上各地的地方志和黎族的典籍。

黎乱的最大源头有三条，一是黎汉的资源之争，主要体现在土地的兼并上，

汉族移民不断进入海南，通过租佃、购买甚至强占的方式获取土地。

而黎族社会保留着原始的土地共有观念，没有明确的契约和地界，日久年深，黎人发现自家的土地已被汉人合法占有，自己反倒成了佃户。

一旦遭遇饥荒，黎人田地绝收，而汉人田地尚有收成，贫富与族群的矛盾瞬间点燃，仇杀和暴乱随即爆发。

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央王朝从未停止将权力向黎区渗透，这种‘治黎’与黎族社会自有的‘黎治’体系形成了激烈碰撞。

官府试图推行郡县制、编户齐民，而黎族内部则靠‘峒’组织、合亩制以及习惯法来维持秩序。

这种外部行政权力强行楔入内部自治结构的过程，充满了摩擦与反抗。

黎人最恨汉人指手画脚，但最信自己的首领，黎族不听官府，只听峒主、鬼师、长老。

可问题是官府为了有效控制，往往采用‘以黎治黎’的策略，扶植黎族上层作为代理人，也就是黎族首领。

这些代理人与官员们勾结，沆瀣一气，对族人打压、盘剥，继而失去民心，然后就成为了引爆大规模叛乱的导火索。

第三大因素则是歧视、欺骗与“汉奸”的挑拨。

在官府和士大夫眼中，黎人常被视为犷悍难驯的化外之民。

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得任何冲突都很容易被贴上‘叛乱’的标签，而非理解为被压迫者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