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也别打扰我进攻浙江。”

杨信说道。

苏松嘉湖包括淮扬一带，人口实在太稠密，而且纺织业工人太多，这些工人其实热情不高，毕竟杨都督的做法限制了纺织业，虽然也有解决手段，但至少对于苏州那三分之一人口的纺织工人来说，很难像佃户农奴一样对杨都督充满渴望。

松江也一样。

松江士绅在徐光启家带动下，已经开始减租，他们也知道想对抗杨信首先得稳定后方，而且发达的工商业让农民有很多额外的赚钱渠道。

他们的生活并不算太差。

毕竟那里供应着整个战场，西线近十万官军和团练，全靠松江的工厂军需，所有士绅都在俩眼瞪得血红般增加工厂数量，工业的狂飙带来经济繁荣，繁荣的经济会严重影响农民们的造反热情，简单点说就是沙俄和英国的区别。

战争有可能不会摧枯拉朽。

而那一带的人口密度，意味任何战争都会造成大量死亡，打仗这种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控制，杨都督手下也不是纪律严明到睡大街的。所以那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变成战场，然后用淮北的这场君子之战决定，只要卢象升失败了，那里的士绅也就差不多认命了。他们不认命也没用，失去了朝廷的支援，面对靖难军的洪流他们抵抗只有死路一条，那些士绅都精明的很，投降只不过失去土地，不投降就什么都没了。

但浙江不一样。

明朝的确江浙纺织业发达，但这个浙是嘉湖杭，绍兴都不算，整个浙江绝大多数地方还是农业。

嘉湖杭这个三角区以外，是无数山区间小块平地上的古老县城和乡村，在这些很少受到战争影响的县城和乡村，那些从宋朝甚至更早开始延续下来的世家大族，用租佃制牢牢掌控着一切。而且还不是正经的租佃，绝大多数是层层租佃，也就是二房东三房东这种情况，这还是从南宋就延续下来的恶习。

再加上农奴

当然，不只是浙江。

其实江西，福建统统都如此。

农奴制在这片区域根深蒂固，甚至部分地方还有某种特权。

明朝文人笔记有过记载。

这就是明朝江南奴变的根源。

原本历史上因为崇祯朝越玩越烂，地方上军事力量名存实亡，那些农奴们得到机会，整个江南到处都是奴变，甚至一些地方都把士绅吓得不敢去收租。

毕竟收租得成本。

当收到的租子都不够养活收租的打手时候，那租子收不收的还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