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着繁华的港口，施文德复杂的心绪，也随着马背一起上下起伏。从明太祖留下祖训开始，大明就在明面上实行海禁。合法的远洋贸易，只能在浙江的“宁波港市舶司”，福建的“泉州-福州港市舶司”，广东的“广州港市舶司”，三处港口进行。并且交易的船只，明面上得是“番舶”，也就是“海外番人的船”，且同时有朝贡堪合贸易的许可才行！

从明太祖设立市舶司开始，所遵循的政治理念，就是“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使四方宾服”。其中，宁波主要面向日本，泉州-福州面向琉球，广州面向南洋藩属，必须“分而治之，不使相通”。

也就是说，市舶司在设计之初，就是个外交部门！它不是经济部门，更不是进出口交易的海关，贸易从来不是它的职责！

因此，从朝堂的政治逻辑上看，如果藩属都很顺从，“四方宾服”的政治目标完成，就可以关闭所有的市舶司了，或者最大程度的减少海外贸易。而若是藩属叛乱，这个目标根本完不成，那也可以关闭市舶司，就像之前倭国南北朝纷乱一样…这就是过去一百多年来，官府几次禁海又松开，最常见的政治考量。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最初明太祖“朴素”的政治设计，早已不符合帝国商业繁盛的现状！同样，再是顽固的皇明祖训，在财富与利益的长久浸润下，也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

眼下，在中官宦官们的掌管下，三大市舶司的实际职能与工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三大市舶司交易的“番舶”，与明船假装的“番舶”，数量也越来越多，已经远超堪合的许可。就连原本不存在的商税征收，也在中官们的管理下，自然而然的出现。这里又以广东市舶司最为先行，开创出“番舶报水钱”，直接向整个衙门分发！

因此，这海禁松动的口子有多大，一张堪合能让几艘“番舶”交易，交易几次，抽水几成，是否需要严格遵从“朝贡”频率…都要看中官们灵活的“底线”与“执法标准”。

当然，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前来贸易的“番舶”，必须挂靠…不，拥有大明发给藩属国的一张有效堪合，才不会被大明水师“强行执法”。要是有大明赐给藩属的“金叶表文”，那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

这海禁执法的宽松程度，通常与顺天府的距离，与中枢管束的程度成反比。广东市舶司的执法最松，“番舶”贸易的规模最大，也是最顶级的外派肥差。福建市舶司的执法稍松，中官们需要谨慎些。至于浙江市舶司，却是收的最紧，甚至一不小心，就得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