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王伏胜径直去找冯宝，询问同样关于“”报纸”的事情。

不出王伏胜预料，冯宝果然意见与谢岩很有不同。

冯宝认为，“防民之口”不可取，“报纸”当允许百姓自由发声，官府不必太过干涉。而且同样也给出两点建议，一是除“广告”外，必须禁止“有偿发文”，也就是说，“报纸”刊载别人文章可以付费,但是绝不能为收钱发表文章；二,官府不可以自己办报，否则必定会出现官吏利用权力行事，比如强迫商家登广告，强逼百姓订阅等事。

王伏胜只是一个传声筒，他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和建议，只在临近结束谈话前，告知冯宝：“陛下口谕，着二位侯爷三日拿出章程，咱家今日方至，尚可逗留两日，还请冯侯书之以文呈送君前。”

来到大唐十余年，谢岩和冯宝已经适应了大唐的官场习气，尤其是与皇帝打交道，那更是悟出了一个道理，私下里都能说，但付诸于文字，越精炼越好，因为在很多时候，奏疏不只有皇帝看到。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从来都是相互，差遣身边最亲信王伏胜问询，又何尝不是李治在适应谢、冯二人。

在李治眼里，谢岩行事屡屡超乎寻常、出人意料；冯宝就更离谱了，想哪儿干哪儿，从南下、造船到“宝庄乡”，毫无脉络可循，可偏偏每一件事，都能让人觉得——应该、必须那样去做。

而且，这两个人所干的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前人未曾提及，或有提过，更无人做过。那么，便出现无先例可借可循，也找不到旁人去问的局面。

作为天子，总不能动不动问臣下事，所以，每当谢岩，冯宝弄出来什么新鲜事的时候，王伏胜便成了跑腿的，当然，偶尔也会有王福来。

李治颇为了解这两位形式特例独行的臣子，知道他们都比较看重情义，权势、地位、财富等，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换句话来说，让与他们两个人多有来往的王伏胜、王福来去问策、问事，基本上都有最真实的答案，若换成旁人，保不准带回来一堆官话，毫无实质内容。

事实的确如此。

三日后，李治坐在沙发上，大致御览一番谢、冯二人呈报奏疏，随手往旁边一放，问：“二位卿家，可有说甚。”

王伏胜毫无保留地将谢、冯二人所言如实道出……

李治默然听罢，沉吟片刻，转首问一旁武皇后道：“两位卿家之言，各有倚重，皇后以为当如何？”

由于身体缘故，很多政务交武皇后处置，在不知不觉中，这对天下地位最尊贵的夫妻之间，家长里短之事越发罕有，更多则是相互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