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官员任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君臣相择，在主官辟召幕僚属官的同时，幕属们也在考察着自己的主官，发现同主官意见相左、志气不投后一言不合挂印而去炒了自家老板鱿鱼也大有人在。

当然了，这种是性子比较急的，因为这样干传出去以后想要再出仕就比较难了，因为性质上有些类似背主，为了前途和生计，更多人会选择相对缓和一点的方式。

那就是请辞。

如果说挂印是单方面违约，那么请辞就是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请辞一旦被主官同意，那么便意味着属吏的关系解除，以后天大地大尽可去得。

而一般要点面子的主官面对请辞的属吏都会选择同意的......毕竟别人心不在此，强求也没什么意思，名声上也不好听。

更何况不同意也没啥意义，别人大可称病什么的消极怠工，说到底不是谁都会放狠话说“我力能族人”，威胁人家不给效力就杀全族的。

黄琬自然是没这个魄力的，而且面前的这位主簿除了脾气有些执拗外，既心细如发，长于处理琐碎的政务，又能妙笔生花，写的一手好文章，代笔攥写的奏章文书比他自己写的都要强上几分。

“嗯.....几分，只是略强而已。”

黄琬在心中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才对着面前字“文则”的中年文士说道：“文则，你跟随我也三载有余，想必是清楚我之所以能重新出仕，全赖杨公举荐。”

杨公？

当朝可以直接用姓氏称公的人寥寥无几，再加上姓杨，那么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方薨逝半载的杨赐。

杨赐是使君的举主这不是什么秘密，中年文士微微颔首，表示自己知道。

头刚点完，紧接着，他便听到了一句话。

“我之所以如此行事，全因杨公！”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