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汉桓帝的“桓”便是谥号，克敌服远曰桓，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

经书中关于谥号的记载有四处：

今文经《仪礼·士冠礼》与《礼记·郊特牲》皆云：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

古文经《周礼·大行人》云：士必有爵；《檀弓》有云：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士之有谥，自此始也。

华歆作为古文经这边的代表发言。

“《周礼》中有明确记载，士人必有爵位，何来生无爵之说？即无生无爵之说，又何谈死无谥？此处乃今文经明显口述错误。”华歆上来就直击要害。

古文经学家最大的优势便是古文经是先秦古书，有记载则必然是对的。

今文经这边众弟子面面相觑，显然他们之前对这条记载并无好的应对之言。

袁绍此时挺身而出，开口回道：“《白虎通》中有详解，解经义为‘生有爵，死当有谥也’，这与《周礼》中‘士必有爵’所载并无冲突。”

《白虎通》即是当年白虎观会议后，由班超所记录的《白虎通义》四卷。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论，只不过之后章帝作为裁判下了定论。

杨明听到这直摇头。

汉章帝这其实是是诡论，因为这利用了数学概念之中的否命题。

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数学水平还停留在《九章算术》的水准，否则自然知道原命题和否命题之间并无一定的真假关系，只有逆否命题才与原命题同真假。

换言之，与“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这句话释义相通的，并不是“生有爵，死当有谥也”，而是“古者死有谥，则生有爵”。

华歆闻言当即回道：“《礼记·檀弓》中载，士之有谥自鲁庄公始，则可知周之士无谥也，然周之士无爵乎？”

这一下袁绍顿时也哑口无言。

须知爵位自殷商甚至夏开始便已有，周的士人自然有爵位。

可若是承认这一点，那就等于否定《白虎通》汉章帝所下“生有爵，死当有谥”定论，自然也就承认今文经口述记载出错。

这就是今文经此时的境地，他们无法驳斥古文经的文字记载为错，只能去通过释义去说两者之间不冲突，但解释的了一处，很难解释的了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