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们讲到阳明先生两次会试落第，接着出于当时国家的实际军事形势和边疆的关系，又激发起了他对于兵法的浓厚兴趣，研习兵法，列果核为戏。在弘治九年第二次会试落第之后，他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了绍兴老家，此后直到弘治十二年，也就是他二十八岁之前，在这三年当中，他基本上是在绍兴。

在这三年当中，他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对于兵法的兴趣，而同时早年立下的那种必为圣人之志，又时时萌动于他的心里，这实际上是他所学非常广泛的一个阶段。他想到当年十六岁的时候，曾经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付诸实践，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格竹子这个事情。

可是他又想，当年或许是太年轻了，对朱子的格物致知之说未曾全然的领会，他怀疑自己当年之所以失败，还是不曾按照朱熹循序渐进的教导去做。所以在这几年中，他再一次按照朱熹的教导，把格物致知之说付诸实践。

他自己曾经说过，尽管稍有进境，但毕竟还是觉得吾心和物理两者之间，不能全然地相互融会，不能合一，无法达到朱熹所说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而无不明”那样的一种豁然贯通境界，他也因此而闷闷不乐，非常忧郁。在这样的一个劳思费神的过程当中，他又旧病复发，那个咳嗽、气喘的毛病又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再一次转向对于道教的兴趣。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当中曾提到，弘治十一年，也就是他二十七岁那一年，他再次转向对于道教的兴趣，甚至有了“遗世入山之意”。

我觉得尽管钱德洪先生的记述非常的简略，但是把“遗世入山之意”，也就是他对于道教的再次兴趣，放在旧病复发、旧疾复作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还是有意味的。这至少说明，阳明先生之所以保持着对于道教的兴趣，实际上和他的身体状况是直接有关的。

在修炼道教养生术的过程当中，阳明先生遇到许多高人，钱德洪在《年谱》里头提到“偶闻道士谈养生”，这个道士，实际上是有人头的，经过考证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叫做“隐山人”，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道士，按照有关资料的记载，阳明先生见他，跟他在一起有一百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