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大亮了，但太阳被一层厚厚的云遮着，透下来的光都是灰蒙蒙的，像隔着一层脏水看东西。

吕庸带着两个打手，把姜尚那间破工棚翻了个底朝天。地基挖了半人深，铺盖卷撕成了碎片，墙角那个破木箱子被砸烂了，里面的几件烂衣裳被扔得满地都是。可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姜尚早在他们进来之前，就已经把那块血写的布帛从胸口取出来，塞进了工棚后面那堵裂了缝的土墙里，用一块干泥巴糊住了口子。

吕庸的脸色难看得像吃了一嘴苍蝇。他站在工棚中央，喘着粗气，眼珠子在姜尚身上来回扫了好几遍，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一甩袖子走了。

等他们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盐场那头，姜尚才慢慢走到那堵墙前，用手指抠开干泥巴，把那块布帛取了出来。布帛上血迹已经干透了，变成了深褐色，但那些字还在——每一个笔画都清清楚楚，像刻上去的一样。

他把布帛叠好，用一块干净的粗布重新包了一层，揣进怀里。

他知道，这东西不能再留在身边了。吕庸今天没搜到，不代表明天不会再来。他必须找一个能替他出头的人，一个能让吕庸吃不了兜着走的人。

在这东海边上，能压住吕庸的，只有一个人——族长。

族长姓姜，是姜氏宗族的族长，也是这一片十几个渔村、三个盐场的实际掌权者。官府的公文下来，要先经过他的手；盐场的税银交上去，也要先过他的账。吕庸能在盐场横行这么多年，除了他自己有几分本事，更重要的，是他每个月都会按时往族长家送一份“例钱”。

姜尚知道这个。整个盐场的人都知道这个。

但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姓姜。他是姜氏宗族的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族人有冤屈，可以到族长面前去告状。族长有责任替族人主持公道。

姜尚换了一件稍微干净点的褂子——说是干净，其实也就是破洞少几个，上面的盐渍和汗渍少一些。他把那块包着血书的粗布又检查了一遍，确认裹严实了，才走出了工棚。

从盐场到族长家，要走一个时辰的路。

路是土路，前两天刚下过雨，被太阳一晒，表面干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壳。走上去，脚一踩，干裂的土块就碎了，底下是还没干透的稀泥，黏在草鞋上，越走越沉。

姜尚走得很慢。他的右手疼得厉害，每走一步，那股钻心的疼就会顺着胳膊往上窜一下。他把右手揣在怀里，用左手按着，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路上遇到了几个盐工。他们看见姜尚，都远远地躲开了，像躲一只有传染病的老鼠。有个年纪轻些的盐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旁边一个年纪大的拽了一把，硬是拖走了。

姜尚没抬头看他们。他不怪他们。

在这个地方，活着已经够难了。谁还敢替一个得罪了吕庸的残废说话？

族长的宅子在村子的最东头，是这一片唯一一座用青砖砌墙的院子。院墙很高，墙头上插着一排削尖了的竹签，防止有人翻墙。大门是黑漆木门，门环是黄铜的，擦得锃亮，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冷冷的光。

姜尚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左手，扣响了门环。

“当当当。”

铜环撞击木门的声音，在安静的村子里传出很远。

过了一会儿，门里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干瘦的脸——是族长的管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姜，按辈分姜尚该叫他一声叔。

“谁啊？”管家眯着眼睛往外看了一眼，看清是姜尚后，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你来做甚？”

“叔，我有事要找族长。”姜尚说，声音有些沙哑。

管家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只包着破布的右手上停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族长不在。你改天再来吧。”

说完就要关门。

姜尚伸手抵住了门板。他的左手力气不大，但抵住一扇门还是可以的。

“叔，”他说，“我是真有急事。人命关天的事。”

管家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看着姜尚，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把门拉开了半尺：“进来吧。族长在后院喝茶。不过我提醒你，族长今天心情不好，你说话最好捡着点说。”

姜尚点了点头，跟着管家穿过前院，到了后院。

族长姜伯良正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面前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一壶茶，一个杯子。他今年六十出头，头发已经花白了，但腰板挺得很直，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一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像是能把人的心肝脾肺肾都看穿。

他看见姜尚进来，也没起身，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悠悠地问了一句：“你来做什么？”

姜尚走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从怀里掏出那块包着血书的粗布，双手捧着，递了过去。

“族长，我是来告状的。”

姜伯良没接。他放下茶杯，看了姜尚一眼，又看了看那包东西，问：“告谁？”

“告盐场管事吕庸。”

姜伯良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告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