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主任，答应您的老窖，开坛尝尝。”孔天成从包里捧出一瓶酒，瓶身贴纸泛黄卷边，像被岁月摩挲过无数遍。

廖建军眼睛倏地一亮，瞳孔里跳动着久违的光：“好小子！连这‘压箱底’都翻出来了？行啊！”

称呼从“小混蛋”变成“好小子”，就因这一瓶酒——分量重得压得住人心。

一老一少对坐小酌，筷子夹菜、酒杯碰响，话头随热气一起往上飘。

正说着家常，廖建军忽然掩嘴咳了两声。孔天成眉头一跳：从进门起，这咳嗽就没断过，虽不剧烈，却像钟摆似的，一下接一下。

“廖主任，您嗓子怎么总这么闹腾？”他问。

廖建军摆摆手，嗓音有点沙：“老毛病，喉咙发痒罢了。”

喉咙发痒？孔天成进城时就留意过——街边修车的、骑三轮的、推婴儿车的大妈，十个人里倒有七八个边走边咳。这不是巧合，是警报。

他直接点破：“廖主任，这可不是老毛病。我猜，您搬来光明镇以后，才开始咳的吧？”

廖建军端酒的手顿在半空，笑意凝住。

孔天成没绕弯：“这儿的空气，早被重工业啃透了。污染堆得密不透风，别的城市喘匀气了，咱们这儿反倒成了‘吸尘器’。”

廖建军望着杯中晃动的酒液，忽然问：“阿成，你心里硌得慌？”

孔天成摇头：“谈不上愧疚。把污染集中起来治，总比散在一百个地方更省力。可……就是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