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所提的“致良知”，其思想内涵是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

致良知说，包括体认和实现两个层面。体认良知是指人本身的自我修养，用后世的话来说是指人对自身的道德认知和情感的体验过程。实现良知则是指人的思想和情感见之于行为的过程，即为规范道德行为和端正人生态度的实践过程。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强调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要人们在修养上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重视对意念的克制工夫。

王学在处处彰显与程朱理学的不同，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理学的一场“更新”，其根基还是在理学之上。

而唐寅所提的观点已经走在了理学的对立面，当理学家们还在望文研究学问时，他想的却是怎么解决实际问题。

唐寅的观点虽与明末泰州学派李贽的想法类同，但还未走到那么激进的一步。人家李贽是明确批判假道学，他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

尽管没有走到李贽那一步，但对当世人而言，唐寅的观点实在是步子迈得有些大。

苏州府的官员不喜唐学，认为其不过是个举人，连一天官员都未做过，有何资格评论朝廷时弊。苏州府的士绅老爷不喜唐学，让他们把自家地捐出，搞什么井田，简直是痴心妄想。苏州府的读书士子同样不喜唐学，从前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不过是喊喊口号罢了，自己十年寒窗苦读，可不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做那父母官。

只有心怀济国安邦的士子，以及一些小商人阶层对唐学视作圭臬，但他们的影响太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