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趟XX之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无声的硝烟。

为期三天的技术谈判，对方团队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寸步不让，

那种隐藏在标准微笑下的精确计算与傲慢，像一层无形的气压，累积在会议室里。

我是己方的技术负责人，

每一次据理力争，换来的都是对方代表松本先生礼貌的点头，

以及更坚决的否定。

“贵方的方案，缺乏必要的前瞻性。”

松本扶了扶金丝眼镜，语气温和，字句却不容否定。

我按在提案上的指节有些发白。

那些被搁置、被质疑的技术参数，凝聚着我们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

我感到的已不仅是商业上的挫败，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

一种被刻意审视、被无形矮化的屈辱感。

它隐隐刺痛着我某根属于历史与民族的神经。

会议在一种近乎屈辱的妥协中草草收场。

对方程式化的鞠躬送别，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胜利者的宣告。

我需要冷静。

没有叫车，我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入高楼大厦背后的街巷，

试图让傍晚冰冷的风，吹散心头的块垒。

就是在这里，在这条僻静得与几步之外繁华都市格格不入的小巷，我被拦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