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金银作为外生货币流入西欧，导致商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并推动了制度变迁；由于创新的制度有效保护了当时最具生产性的阶级的产权，长期经济增长便由此开始了。历史资料表明，被我们视作刺激西方起飞的，具有历史偶然色彩的外生货币也冲击了当时的中国市场，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晚明时期，以海外贸易途径到达中国的白银数量。白银资本投入国内市场后，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人阶级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财富的膨胀而明显提升。

1．晚明中国的“银荒”与海外白银的输入

白银在明朝中后期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导货币，有其独特的原因和历史机遇。由于自身银产量的匮乏，白银在前朝从未扮演过主币角色。两宋铜钱大行其道，元代又是纸币的天下。明朝初期，政府借鉴了元朝的币制，力推宝钞，强制其作为主导民间交易和赋税的合法货币。为了避免其他形式的货币与宝钞竞争，统治者在扼令禁止金银在市面上流通1的同时，还有意将铜钱的铸造量控制在很低的水平，甚至数十年不铸一钱2。旧钱逐渐在库中被自然磨损、侵蚀。在现代国家信誉未曾有效建立之前，纸币滥发和恶性贬值是可预见的结果：宝钞渐渐失去了货币的意义，在实际流通中被人们所废弃3。到了成化、弘治年间，即15世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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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武三十年三月禁用金银：“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1425年，禁止金银交易的法律叉被重申，并对违法者处以高额的罚款。前引自《明实录》卷一。五；后转自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21，第83页。

2明帝为推行宝钞，避免铜钱与之竞争，曾常年停铸，甚至下令禁用铜钱(如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以“钞法沮坏”为由“禁用钱”。《明史》卷三，《太祖高帝纪三》)。明朝276年间，政府铸钱仅仅4次，建文、惠帝、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年间似乎都没有铸钱，其中1433年以后竟有7年无铸钱的记录。据黄仁宇的估计，整个明代的铜钱产量只有8亿文，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总数。全汉升也曾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按1贯＝1文换算，即几十亿文)”。根据北宋的经验，要想保证货币供应充足，国家必须保证每年要铸造2亿到3亿文铜钱。明代铸钱数远远没有接近这一水平。而且，所铸之钱的总数并不等于国内流通总额，因为许多铜钱流到海外。明代铸钱之少从日本的挖掘情形也可得到佐证。日本自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朝中叶，不断地输入中国铜钱。中川近礼根据常陆国井村等处所发掘的古钱，发现明钱只占发掘总量的73％。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21，第89、421页；彭信威，1965，第64—641、65—651页；全汉升：“自宋至明政府岁出入中银钱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第364页。

3明代宝钞的年发行额常常相当于年收入的数千倍。从l5世纪早期，宝钞的通货膨胀已经失控。1425年，宣德皇帝继位时，宝钞仅仅相当于其最初价值的1／4到1／7；1488年，政府公认每钞1贯折银3两(洪武时期规定宝钞1贯＝白银1两)，只是原来价值的大约1／333。1535年，宝钞1贯折银4钱，白银对宝钞涨成了25倍；1618年，宝钞对白银上涨了1倍。宝钞在民间失去信任，1489年之后政府再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以使宝钞获得普遍接受。参见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21，第82—83、86页；彭信威，1965，第667—676页。

年代到16世纪初期，民间开始大量使用白银作为交易手段1。嘉靖、万历时期，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国家收支也已大部分用银。此时，不仅“钞久不行”且“钱亦大壅”，整个社会经济“益专用银矣”2。可以说，白银先是在宝钞和铜钱的生存夹缝中被“逼”到历史前台，之后又随着较为充足的海外供给而被彻底巩固为主导货币3。

自晚明中国与欧洲通商以来，中国白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于海外来源，本国产量不再重要4。但在宝钞退出流通领域之后和海外白银流入中国以前的“真空”时段中，货币市场不得不依靠国内银矿产量苦苦支撑。虽然明代矿银的经营较之前代更为积极5，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展，以及自身资源的局限，中国自身银矿的储藏与开采、冶炼，已远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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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传统观点，正统元年(1436)被看作是白银化的开端，标志性的事件是英岽“弛用银之禁”，而后“朝野率皆用银”(《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但是傅衣凌．万明等学者对大量民间契约所使用的通货进行分析，发现白银的普遍使用是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具体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251页；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3年第2期，第39～51页。

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

3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银替代宝钞的过程也是“良币驱逐劣币”之过程。事实上，“良币驱逐劣币”更加符合一般性规律。“格雷欣法则”，或日“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的威立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即硬币按照面值而非重量或成色进行流通，其过程中已经将国家信誉包括其中。“格雷欣法则”最早由英国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提出，它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某种硬币的金属价值高于其流通价值时，这些硬币将会被熔让掉或被输出本国。在价值相同的所有硬币的流通价值逐渐降低时，最先高于流通水平的是那些金属含量最高的硬币，因而它们最早被逐出流通领域；继而被逐出的是金属含量次高的硬币，最后留下的是金属含量最低的所谓“劣币”。参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叶元龙、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65页；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约翰·伊特韦尔编：《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二卷，胡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年版，第278页，“格雷欣法则”词条。

4粱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页。

5同上书，第9页。

满足日益增加的硬通货流通的需要。随着正统以后银产量的锐减1，“银荒”局面在所难免。梁方仲整理了《明实录》中记载政府银课收入的资料，并制作了详细的表格。我们根据该表计算出，139年至1435年间的全国课银量为7446512两，年平均16万两左右；1436年至152年间总量为3849982两，年均收入45万两2。全汉升估计，明政府每年银课收入约占银矿总产额的3％以上3；基于这个税率，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明初到152年国内产银一共3多万两。吴承明认为1463年以后，由于定额课银的数目根本无法完成，所以《明实录》中记载的官矿所纳银课约等于(甚至低于)每年实际的银产量。若按照这种说法，明代国内银产量就更小了，甚至可能只有1余万两。16世纪中叶前后，出现了“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的现象4。矿税使四处搜刮银货、随处皆矿的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市场上白银的供不应求。据全汉升估计，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5，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白银紧缩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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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书院学术年刊》，l966年第9号，第245—246页；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1989，第121—124页；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697—747页。

2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1989，第12—124页。其中1487—1519年的统计包括课金额数，但金产量很少，故可忽略不计。

3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12月，第149页；“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6年第9号，第256—259页。

4《明史》卷二一四，《勒学颜传》。

5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1967年第8卷第1期。第157—186页。

美洲银矿的意外发掘解决了中国当时的货币饥渴问题。从隆庆五年(1571)开始，大量的白银开始以贸易出超的形式从海外流入闽粤两地1。它们中的一部分来自日本，一部分直接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另一部分则通过菲律宾中转地，被马尼拉大帆船直接从西属美洲运到中国2。

仅从马尼拉这条途径流人中国的白银量就已相当可观：据全汉升估计，崇祯(1628—1644)年间，平均每年有2万比索3左右，约合144万两白银入账中国4；阿特韦尔提供的数字比全汉升估算的数目更高些，为每年228万比索至344万比索，合银164万至248万两5。根据王士鹤提供的数据，自1571年至明朝灭亡(1644)的7多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人中国的美洲白银大约有53万比索，合3816万两6；彭信威给出的数字更在王士鹤之上，他认为6万比索，即432万两还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而已7。从有据可考的白银流入总量看，梁方仲认为，由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72年间，各国通过贸易输入中国的银元远超过1亿比索，即72万两以上8。和吴承明统计的数字相比，梁的估计比较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