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新官上任，作为例行公事，要上奏朝廷谢恩。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一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早就对苏轼不满的新党人士如获至宝，他们借题发挥，弹劾苏轼不仅攻击朝廷，反对新法，更是对皇帝大不敬。

宋神宗推行新法本就不顺，听了之后大为恼火，下诏让御史台拿办苏轼。李定时任御史中丞，苏轼曾经写诗讽刺他“不孝”，这次落到自己手里，决心狠狠地把苏轼修理一通，甚至动了杀心。有一个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嗅觉异常灵敏，他认为这是个升官发财的难得机会，据说是毛遂自荐前去湖州拿捕苏轼的。

宋朝著名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不仅出资为苏轼刊印了诗集《钱塘集》，而且在皇甫遵一行到达前，义无反顾地向苏轼的弟弟苏辙通报了消息，要苏辙急速派人去湖州通知苏轼，好让他做些应对准备。

苏辙救兄心切，立即派信使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要他焚毁一切有可能产生麻烦的文字，争取落个宽大处理。

苏辙派出的信使和朝廷派出的公差分别快马加鞭赶往湖州，从而拉开了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的帷幕。

当时，朝廷派出的公差是太常博士皇甫遵，又名皇甫僎，同行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官吏。

他们四人快马加鞭往湖州赶，沿途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交通工具，所以速度非常之快。而苏辙派出的信使始终只能骑一匹马，中途必须停下来休息和喂马，因此再怎么日夜兼程也赶不上公差的脚步，两者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

就在这时，皇甫遵的儿子由于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中途患病，不得不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停下来休息，因而耽误了大半天时间。正是这宝贵的大半天使得苏辙的信使超越了他们，争得了主动，于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先于皇甫遵一行赶到湖州城。

七月二十八日，一切来的都是那么快，就在苏轼刚刚在湖州府衙后堂与祖无颇完成交接工作的时候，朝廷派来的以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的人马已经到了。

苏轼当即将公事交给湖州通判暂行代理，自己则告假回家。当几个时辰之后，皇甫遵一行来到湖州时，那些该处理的文字早已被处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后来给苏轼定罪的诗词多半是他以前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写的，近几年的诗作则很少被作为罪证，而他的罪名也因此轻了很多。

御史台的官吏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哪料想半路杀出一个王诜来，事先向苏轼通报了消息，让他早做了应对准备，否则苏轼的结局真的难以预料。只可惜了那些被苏轼处理掉的诗文，后人再也无缘欣赏了，这个损失自然是无法估量的。

王诜虽然最终仍以徇私泄露朝廷机密的罪名被降职了，不过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毕竟官场升迁无常态，而二人之间的友情却是无价的。

我们苏大学士后来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达观的人生态度，然而那时的他显然还不是那么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