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的味道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从熙宁二年(169)开始，至元丰八年(185)宋神宗去世结束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气，亲自操刀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为试策。

熙宁三年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苏轼为新学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后，赶紧上奏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的都是旁门左道（所学乖异，决不能让他充当考试策论的考官。

神宗没法，只得让苏轼充任编排试卷官。

宋代贡院置这一官名，简称“编排官”、“管号官”。编排官一般选派翰林学士、六部员外郎等充任，主掌举人试卷字号之编排和合格举人名次之编排。殿试唱名时、在御座前依照名次将试卷对号拆封，转交中书待郎。按现在的思维，也就是个排名次与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苏轼却并不能满足于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鲁迅先生那样，以他的作品为匕首、为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