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阅卷实际与质量，一般规定，每房同考官分阅三百卷，计数分房，计房取官。故因不同省份考生数量不同，各省的同考官的数量自然也是不同。

像直隶、山东、江西这样的考试大省，同考官数量都超过了十位，应天乡试甚至达到了十八位。

这十八位同考官每人抱着三百多份朱卷，回到各自卷房，他们必须尽快完成这部分工作，因为一下批试卷很快就到。

完成速度不但要快还要好，考官们不能简单的扫扫头尾，看看重点就完事，还得为所阅试卷的每道答题写出简要的评语，为每位考生做出录取、备录或淘汰的结论，以供主考官参考。考官的批语，最少者两个字，最多者上百字。

这些评语不仅仅是字数的问题，因为评语中的每个字都将决定一名考生的命运，所以考官必须对每份答案琢磨、比较和权衡，最终下达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所以，改卷便成了一个非常折磨人的工作，考官们日夕勤事，工作到三更天才能休息，五更鼓便又得起床，一天只睡两个时辰。这还是正常情况，一旦发生意外，或者改卷进度不足，便得秉烛达旦，十日有五，始克稍休。

这也是科举率重首场，首场既收，其余二三场敷衍了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又要快又要好的规定只能带来偷工减料。

当然考官们率重首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和考试内容本身有关。

就首场而言，因只考经与书义，不仅本身内容固定，且有指定的注疏依据，因此在三场考试中，其客观性是最强，也让考官们更容易做出判断，对外说服力最强。

不但考官喜欢，考生也很中意。

这便是明代为什么重视八股文的原因，因为八股文最公正，最客观，即大大提高了考官的阅卷速度，也便于客官评判答卷者的优劣与否。

八股文不但组织考试的官方需要他，参加考试的考生更需要他，只拿八股文就说老朱想借此禁锢读书人的思想是有失偏颇的。

只要是这种统一的大型考试，追求答案的统一、客观、甚至唯一，是所有参与方共同要求。

这便注定了科举存在的问题，不是科举考的内容，也不是科举的内容的制定者，而是科举本身。

无论科举创造了，或意图创造一个怎么公平的环境，无论考核的内容是什么，只有他考核的标准是唯一的，固定的，那么考生的思想最终只能是固化。

单一的标准答案，和真正的开放、多元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这场考试的所有参与者，都能清楚地看见这么问题，但他们中的绝绝大多数都不愿意改变。

他们就像落入囚徒困境中的囚徒，每个人做出的决定都是相对他人的最优解，但是这个所有人的最优解，合起来却是对这个国家有害的。

所有人都坐在大明的这艘破船上，眼睁睁陪着他一起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