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医院。

重症监护室。

一位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的年轻男子正在外面来回的不停走动着。

“钱永，你坐下。”另一位身穿法国租界巡警的中年男子按住那年轻男子的肩膀。

“崔大哥，你说我父亲用那什么抗生素都三天了，能有效果吗？”原来这位忧心如焚的年轻男子正是钱永。

“钱永，大夫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抗生素现在还没大批量的用于临床，用在你父亲身上也是赌一把。”崔斌总不好将“死马当活马医”这句话说出口吧？

这“痨病”在民国就相当于癌症，是没得治的死病。

钱永带着父亲去过了上海周边的大大小小的中医，西医，都是委婉的说要他去安排后事。

可钱永还是不甘心，将自己赖以生存的车行给低价抵了出去。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也要救父亲的性命。

两小时后。

重症监护室里的主治医生一脸疲惫的走了出来。

“谁是钱强的家属，过来一下。”主治医生是一位中年蓝眼睛的英国医生。

钱永赶紧走到蓝眼睛医生面前：“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