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船又一船的流民南去，去两浙、去福建、去广南，去流求、南洋，甚至更远的岛屿。这个数字如此庞大，乃至后代的史学家们研究起来，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统计结果。

据史学家反复推算得出的结论，在整个华夏民族独立战争期间，从北方以各种途径逃到南方的人口超过了八百万。仅仅祥兴四年冬天，河北、山东两地借海路逃到南方的流民就有五十万之巨。

而在当年，整个华夏各族人口加在一起总数不到一亿。持续近十年的人口大迁徙直接导致北元按人头抽税制度的崩溃，同时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流求和南洋诸岛的人种比例被彻底改变。直到数百年后，那里的人说起官话来还操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腔。

“俺爷爷那时候卷着个铺盖就上了船。漂了老长一畔子（一段时间，也没见到个银（人儿……”一个渤泥人和一个流求人相遇，开口就是同样的声调。

“唉，还不是叫鞑子遭精（作践地，木（没法活啊！”旁边的人跟着总结。独特的口音凝聚了乡愁，柔和了咸咸的海风和干燥的土壤的味道总是可以唤起人对故土的思念。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忽必烈的优势只在战场上。而在其他各方面，大都督府几乎获得了完胜！”多年后，在邵武指挥学院，一个研究战略的将领如是写道。那时，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仅限于沙场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当年大都督府对北元发动的经济、政治、人口和舆论攻势均作为经典战例供后人研究。在惊诧于那些赫赫战果的同时，将领们忍不住疑问，是什么基础让南方能支持起如此庞大的攻势？

双方的经济实力对比给出了最直接答案。

经大都督府持续五年的鼓励政策和华夏（邵武科学院的大力技术改进，风力提水，梯次畦晒法制盐在福建和两广已经普及，盐民们在盐池周围开辟畦子，用风车将池中的卤水导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即可蒸晒成盐。福建、广南两省食盐的年产量高达亿斤以上，占南北双方总产量的一半。而因为运输渠道和北元厘卡制度的影响，当年北方百姓日常所吃的盐，居然大多数需要南方来供应。

祥兴四年，经过邵武科学院多年的研究摸索，风力水力鼓风，高炉焦炭炼铁技术已经成熟。钢材冶炼技术也逐步摆脱了最初文天祥所总结的炒炼术，而走向了产量更大，质量更稳定的平炉炼钢。虽然为了探索这些技术，华夏科学院付出了接近三年的时间和几条研究者的生命为代价，但新技术的威力是巨大的。祥兴四年，天下民用生铁的产量三分之二出自福建和广南。忽必烈控制的地域是大都督府五倍还多，盐、铁两项国家经济的命脉却于不知不觉间抓到了敌人的手上。

由阿合马所创建的严酷的匠户制度极大打击了北元治下百姓开矿冶金的积极性，北元全国白银年产量竟然萎缩到宋、金时代的四分之一以下，而铜的产量更是一蹶不振。铜矿、胆钒矿居然要官府抓人，脸上刺字开强制开采。

而陈吊眼光复两浙后，两浙安抚使李兴大力扶植湿冶炼铜，当年从事胆钒开采的百姓就达到了两万余人。产出的胆钒除了为大都督府提供了充足的铜矿外，还得到了火器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副产品，绿钒油（硫酸。

洁白如雪的糖霜、晶莹剔透的冰糖，舒适的四轮马车，可口的罐头、鱼松、火腿，北元世家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几乎全是从南方“走私”而来。这些奢侈品不能为大元朝廷赚来一文钱硬通货，相反，为了互相攀比，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们还不得不拿出珍贵的白银、马匹、铜器或者其他对南方有用的东西，如朝廷人事安排和军队的调动信息做交换。